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观察来总结这篇附录：将“哥老会”视为反西方和反基督教的劫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想象臆造出来的以一种系统的原因来解释偶然的突发事件，是来自西方的迫切需求。正是这种迫切需求，强烈影响了我们对哥老会的想象。在19世纪的西方，诸多事情普遍被归咎于诸如共济会或者犹太人等所谓的“秘密社会”的组织。[103]通过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秘密社会”一词随即被引入西方话语中，并用来解释三合会，以及声称与其有紧密关联的“哥老会”。斯坦顿从施古德那里借来了这个词，然后这个词通过平山周对斯坦顿著作中并未注明出处的材料的翻译，最终进入了日文和中文的分析词汇当中。[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