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lAz @torlaz@torlaz.online

索尔·贝娄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现代作家都试图定义人性，以便证明还有延续生命与写作的必要。这句话用在普里莫·莱维身上尤为正确，即使我们不时会觉得这是命运强行赋予他的一项事业。从某些角度看，莱维是悲观的，因为他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生来就平等的神话是多么空洞”。

白，是看不见的，只能是一种领悟。远处街角有一盏路灯，照着雪花飞扬。像舞台上特别打的灯光，雪在光里迷离纷飞，像清明时节山间祭拜亲人烧剩的纸灰，纷纷扬扬，又像千万只刚刚孵化的白蝴蝶，漫天飞舞。

白，到了是空白。白，就仿佛不再是色彩，不再是实体的存在。白，变成一种心境，一种看尽繁华之后生命终极的领悟吧。

我们已经忘了，“缓慢”也是一种速度，“迂回”“婉转”也是一种抵达的方式。许多先进的工业国家，已经不只是在思考“快”的问题，也同时在思考“缓慢”的意义。从高速度的快感追求，慢下来，体会“缓和”的悠闲，速度有了“人文”的质量。

我咀嚼着“囚”这个字，开始有点忧伤，但也随即领悟，“囚”首先必须要懂得与自己相处。现代城市的新伦理，在急切地与他人沟通之前，或许应该先学会回来和自己相处，学会独处的乐趣吧。

以前有人嘲笑上海人，讲究穿着，钱都花在穿戴上，一旦掉进臭水沟里，全部家当都毁了。
这显然是农业社会对城市人的讥讽。农村居民日日劳动，不可能讲究衣服，不能理解城市人为什么要穿得漂漂亮亮。城市人口大多是工商业职场上班族，服装必然成为每日与人接触的第一印象。名牌服装店，也多开设在城市中产阶级密聚的小区。衣食住行，随着一定的经济形态演变，不是个人主观可以左右。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经济条件，产生不同的生活美学，原没有好与不好的问题。

越是文明的社会，服装越可以玩出千变万化的花样。
欧洲十八世纪流行洛可可风，男人一头银白假发。发卷一条一条，像弹簧，一动作就上下颤动。脸上也时兴贴满假痣，法国几个国王的画像，一脖子蕾丝花边，红色镶钻高跟鞋，不知道历史背景，通常会误以为是一代名妓。
国王内心深处希望自己是妓女，很够颓废，那时正是启蒙运动思潮，却很少有人认为，国王向往妓女，也是种人性解放。

甜味如果是纯粹幸福的陶醉，酸味似乎多了一点忧愁。

文山在往天祥的路上，还不到天祥，没有什么显著标志，窄窄的路，右边是警察局，左边高坡上一幢招待所，是以前蒋介石的行馆，形式朴素，有很宽阔的廊，坐在藤椅上，可以眺望山势。大山里都是峻岭峭壁，文山是难得一处平台，可以静观山色。

台东知本的野溪温泉消失了，北投磺溪源头的野溪温泉被别墅大楼包围，也失去了原味。我心里总还惦记着几处野溪，不知它们都无恙否？八十年代去过一次太平山，那时候的太平山还在林场管制站，正准备规划，开放为游乐区。

我才知道，任何人为修建的温泉，都比不上这样幕天席地在大河河床上的泡汤，身体泡热了，坐在岩石上吹风，他们好像本来就是岩石，回来找到了自己。

我也显然已经感觉到安全、温暖和幸福，匍匐在母亲宽厚的胸脯上时，脸颊上还残留着哭泣后冰凉的泪水，嘴角已经带着放心的微笑安然入睡。

政治的自由，使人从牢狱迫害里走出来。经济的自由，使人从贫穷饥饿里走出来。社会的自由，使人从阶级里走出来。伦理的自由，使人从宗教家族的禁忌里走出来。
然而，我还是不自由的。我的心灵可以是自己的牢狱。我们可以衣食无缺，但是心灵贫穷。

时差是近代运输工具快速化之后产生的现象吧。
古代的旅者，步行、骑马、乘船，甚至火车汽车，在较缓慢累计的旅程改变里，不太容易产生时差的问题。
时差是快速度巨大转换下对惯性规则的失序感。

有個不怎麼科學的說法如下。世上有兩類型人，一種在群體中呈充電狀態，另一種則悲慘地根據能量守恆原理自然呈漏電狀態。充電狀態者總是「活潑潑地」，漏電狀態的人正好相反。我完全是漏電那一類，童年排斥營隊活動，少年厭惡家族聚會，感到成年最大的恩惠是終於能夠不想出門就不出門，不愛見人就不見人，並且十分欣賞各種不被打擾的嗜好（最重要的是，它們可以理所當然作為不被打擾的理由），例如拼圖，手工藝，跑步機，坐在衣櫥裡（當然是童年個子還小的時候）。噢對，我且永遠選擇角落或兩側無人的那部跑步機。獨處對我是天堂。

如今世间的修道院，全部按照时刻来规定、限制与安排，但是在我们这座修道院里没有任何时钟和日晷，我们规定所有的工作都必须等待时机再进行。高康大说，据他所知没有比计算时间更浪费时间的行为了。——计算时间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而且说到世上最愚蠢的事情，没有比放弃常识和悟性，按照钟声安排自己的行动更愚蠢的了。

牛吼器是长约十五厘米、宽约三厘米的木片，一端有小孔，小孔中穿着绳子。在旋转时会发出雷鸣一般的牛啼声（英文名bullroarer即源于此）。只有经历过成人仪式的人才知道牛吼器是什么。在晚上，尚未经历成人仪式的人会听见丛林中传来神秘低吼声，这会令他们充分地体会到神圣的恐怖感。他们会在这低吼声中体会到神的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