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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女人低人一等，反女性主义者于是像不久以前那样，不仅求助于宗教、哲学、神学，而且求助于科学，如生物学、实验心理学等等。他们至多同意给予另一性别“有差别的平等”

男人在欲望和爱情中感受到自己所爱的女人的反抗和独立精神；结婚后，男人尊重他的女人是妻子、母亲，而在夫妇生活的具体体验中，她面对他作为一种自由确立。于是他说服自己，在两性之间再也没有社会等级，尽管有差别，女人大体是一个平等的人。但是，由于他察觉到某些劣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作能力稍逊一筹—他视之为天性使然。当他对女人采取合作和善待的态度时，他看重的是抽象平等的原则；至于他察觉到的具体的能力不相等，他没有提出来。但一旦他同她发生冲突，处境就翻转过来了，他会看重具体的能力不相等，甚至放纵自己去否认抽象的平等

对女人最有同情心的男人，却根本不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因此，当男人尽力捍卫特权—他们甚至衡量不出这些特权有多大时，是没有必要相信男人的。因而我们不会被男人对女人发动攻击的次数和激烈程度所吓倒；也不会被给予“真正的女性”的有利害关系的赞美所迷惑；也不会被女人的命运在男人身上激起的热情所征服，其实这些男人根本不想同女人共命运

你这样发出一道命令的时候，你心里有些什么活动？你在发命令之际是否意识到，这个命令是由五个词组成的？当然，你已经掌握了这门语言——这门语言里还存在着其他那些句子——但这种掌握难道就是你在说出这个句子之际“发生”的事情吗？——我已经承认的是，那个外国人对这个句子的看法若不一样，大概说得就不一样；但我们称作错误看法的东西不必藏在和说出这个命令相伴随的任何东西里。

它们不属于字词语言；但我若对另一个人说：“发一下‘这’这个音”，你却仍然把前一个“这”算作句子的一部分。而它的作用却和语言游戏（8）里的色样极为相似；即，它是另一个人应该照着念的样品。

我们不难想象一种只包括战场上的命令和报告的语言。——或一种只有问句以及表达是与否的语言。——以及无数其他种类的语言。——而想象一种语言就叫作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我们的省略句的确只是“拿给我一块板石！”这个句子的一种缩略形式，而在（2）的例子中却不存在这样的“原句”。——
但我为什么不应该反过来把“拿给我一块板石！”称作“板石”这个句子的扩展？——因为你喊“板石”，真正意谓的是“拿给我一块板石！”——

但你怎么一来就在口说“板石”之际意谓“拿给我一块板石！”了？你先在心里对自己说了这个不曾缩略的句子吗？我为什么得把“板石！”这声呼喊翻译成一个不同的说法才能说明某人用“板石！”意谓的是什么呢？如果两个说法含义相同，那我为什么不应当说：“他喊‘板石！’的时候意谓的是‘板石！’”？或：既然你能够意谓“拿给我一块板石”，为什么你就不能意谓“板石！”呢？

语言游戏：

一方喊出语词，另一方依照这些语词来行动。在语言教学中，则还有这样的做法：学生说出对象的名称。即，教的人指着石头，学生说“石头”这个词。——这里的确还可以有更简单的练习：学生重复老师前面说的话——这两种做法都类似于语言活动。

第2节里使用话语的整个过程是孩子们借以学习母语的诸种游戏之一。我将把这些游戏称为“语言游戏”；我有时说到某种原始语言，也把它称作语言游戏。

说出石头的名称，跟着别人说的念，这些也可以称作语言游戏。

我还将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

语词标示—语词用法—消除误解【指涉】：

我们眼前有些物品，一眼就看得出分成了几组，用指物识字法教孩子把数词当作这些物品组的名称，比教会孩子把这些数词当作数字来学更接近于用指物识字法来教“方石”、“柱石”一类语词。孩子们的确是用这种方法学会使用前五六个基数词的。

“到那儿”和“这个”也是用指物方式来教的吗？——设想一下我们会怎样来教别人用这些语词！你会指着地点和东西——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单单在学习使用这些语词的时候会做出指的动作，而且在实际使用这些语词的时候也会。

我们的确可以简缩“板石”一词用法的描述，从而说：这个词标示这个对象。例如，若有人误以为“板石”一词指涉的是我们事实上称作“方石”的那种形状的石料，我们就会用这种简缩的说法来消除他的误解——但这时候，“指涉”这个的方式是已知的，即除了指涉的是这个以外，这话的用法是已知的。

当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仿佛就感到沃森、韦德或者他们的前辈们正站在我的身后盯着我，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科学的历史进程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诫我们，过分迷信自己的直觉或者偏执地遵从个人的偏见，都是非常危险的。犯下最大错误的人，往往是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想想我们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我们曾经认为太阳是围绕着地球旋转的，认为人类的支系与类人猿的支系是在数千万年前分离的，我们也曾经认为今天的人群结构有着5万年的历史。但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结构基本上是过去5000年里人群融合的结果。

面对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其他错误，我们应该警醒，不能迷信自己的直觉或者身边的刻板印象。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不管我们认为自己发现了哪一种类型的差异，我们直观的期望都非常有可能是错误的。沃森、韦德和哈本丁的主张之所以犯了种族主义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指出了当下的学术界否认人群间存在着差异的可能性，而在于他们仓促地提出了没有科学证据的主张，他们自以为知道了人群间有什么差异，而且以为这些差异就对应着传统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这基本上是一个必然错误的信念。

在报告结束后，我却遭到了观众里的一位人类学家狠狠的质问。她认为，当我在使用“西非人”和“欧洲人”的DNA片段去研究人群之间的差异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暗地里支持种族主义。她的质问得到了其他几个观众的支持。而我在其他的会议上也受到过这样的质疑，一位听过我类似报告的法律伦理学家建议我把非裔美国人的祖先称呼为“甲簇”和“乙簇”。但我的回答是，这是掩盖人群历史模型的不诚实行为，正是此类模型推动了这项研究。所有我研究过的数据，以及这些数据的方方面面，都支持这个人群历史模型的科学可靠性。我们的方法可以准确地判断，基因组里每一个片段的祖先在20个世代以前是生活在西非还是欧洲。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在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很清楚，我们的方法能够发现在不同人群里频率不一样的致病遗传因素，它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发现新的治疗方法，帮助我们改善人类健康和减少人群之间的健康差异。

出人意料的是，与我们经常见到的扩张人群的男性跟当地女性通婚的情况相反，基于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今太平洋岛屿人群的东亚血统主要来自东亚女性祖先，而不是男性。

当我把这些结果告诉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的时候，他指出，非裔美国人的欧洲血统中来自男性的比例在奴隶制存在的历史阶段肯定会更高。如果该比例偏离1/2，便是我们所说的“性别偏差”（sex bias）现象。自从20世纪中期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后，文化的改变使得性别偏差也发生了颠倒，现在更多的跨种族通婚是发生在男性黑人与女性白人之间。如果我们能够获得100年前的非裔美国人遗骸，并从中提取DNA进行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个体里的性别偏差肯定更偏向于欧洲男性。

这是因为，世界上2/3的X染色体是由女性携带，所有其他的染色体只有1/2是由女性携带。也就是说，X染色体更容易受到女性历史的影响。根据观察到的X染色体和常染色体上欧洲来源占比的差异，布莱分别估算出非裔美国人的男性祖先和女性祖先来自欧洲的比例各是多少。她发现，非裔美国人的男性祖先中，来自欧洲的比例是38%，而这个数字在女性祖先中是10%。这两个数字意味着，男性欧裔美国人对当今非裔美国人的遗传贡献是女性欧裔美国人的接近4倍。

对比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在非裔美国人和欧洲人群中的模式，我们就可以发现，非裔美国人里的欧洲血统主要来自男性欧洲人。这正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跨种族的通婚往往发生在自由的男性和女性奴隶之间。

南卡罗来纳州的模式不过是美国各州情况的缩影。来自个人血统测试公司23andMe的卡塔日娜·布莱（Katarzyna Bryc）曾经跟我合作，分析了该公司数据库里5000多个自定义为非裔美国人的样本。我们发现，在基因组的大多数位置，欧洲来源的比例大概是27%，但是在X染色体上，欧洲来源的比例只有大约23%。通过比较X染色体与其他染色体的血统来源比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人群混血过程中男女行为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