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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集馨受命之后，与叶名琛商量了一个清除地雷的办法，其名义之严正，构思之巧妙，清除之彻底，直叫我看得目瞪口呆，拍案叫绝。张集馨声称，此事固然不能因为林县令说一句话就信以为真，也不能因为林县令认一个错就断定全无。因此，特为此事通知山西全省各级政府，凡摊派过钦差费的，立刻要据实上报。没有摊派过的，也要出具切实的书面保证，加印盖章，送省备案。

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我。我死了没脸见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头发遮住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分裂我的尸体，不要伤害一个百姓。

@fengqingge 重点是穿衣自由么

其实，中国历代老狼的经验很丰富，完全明白这个道理。那些为天子牧民或者叫牧羊的肉食者，都知道羊是狼生存的根本--简称"民本"。大家都懂得爱护羊群的重要意义。奈何抵抗不住眼前绵羊的诱惑，也抵抗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诱惑。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别的狼照样吃；我不生，别的狼照样生。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集体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我的自我约束对羊群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份额而已。在老狼忍不住饕餮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一声叹息：它们要是变成刺猬，俺们不就变成清官了么？

结果还算他运气。户部（中央财政部）将这个案件发还四川审讯，第二年，四川按察使司真审了，而且判决下来了。这一场拼出性命的折腾，换来了一块铁碑，上边铸着征税的正式规定，譬如早晨就要开始征收，到下午三点以后才能停收，收粮的人不许擅自离开让粮户等候，银和钱的折算率按照市价计算等等。拼出命来才争取到一个下午三点之前不许停收，真不知道那些衙役原来是几点下班的。（3）
我不知道后来的结果。但我估计，用不了多久，这些铁铸的话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我读过苏州府常熟县从明末到清初立的六块石碑，都禁止收漕粮过程中勒索老百姓的相似勾当。如果勒石刻碑真能管用，何至于重复立上六座？

监狱和班房（类似临时拘留所）是合法伤害权密集的大本营，因此也是贪官污吏的镇山之宝。说到极端处，犯人在监狱和班房中冻饿病死，或者叫庾毙，官府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这是比巡航导弹还要厉害的一种武器。巡航导弹固然是低风险伤人的利器，毕竟还需要花钱生产，而庾毙几条人命却不用你掏一文钱，甚至还能帮助你赚点囚粮、囚衣、医药和铺盖钱。合法伤害权的根基既然如此美妙，抽出许多粗黑的枝条，开出许多贼花样，一概在情理之中。

即将处决的死刑犯应该是最难敲诈的了，但是吏胥们依然有办法，他们可以在行刑和捆绑的方式上做交易。
据方苞记载，即将执行死刑的时候，行刑者先在门外等候，让他的同伙入狱谈判，索要财物。当时的术语叫"斯罗"。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的亲戚谈。如果犯人穷，就找他们本人谈。他们对凌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就先刺心，否则把你胳膊腿都卸光了，心还不死。对绞刑犯则说：顺我，一上来就让你断气。否则就缢你三次，再加上别的手段，然后才让你死（在此提一句，李大钊先生就被缢了三次才死）。最难做手脚的斩首，他们还可以"质其首"--难道刽子手还能扣留脑袋么？我搞不清楚究竟如何"质"脑袋，姑且原文照抄。

太空旅客在物质方面爱莫能助。汽车生物希望借些氧气，而且要太空旅客至少带一个他们下的蛋到其他星球上去孵化，在那里再开始新一代汽车文明。但是他们最小的蛋也有四十八磅重，而太空旅客自己身高才一英寸，他们的太空船还不如地球人的鞋盒大。他们是从齐尔托尔狄马尔来的。

@lovkoyrs @board 不会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公元前480年，阿提卡的劳里温发现了丰富的银矿，雅典这座民主试验田由此达到了地区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它不光养得起一支海军，打败了波斯人，还确立了首席元老选举制度。希腊世界以发掘贸易收益为重要基础：用克里米亚的粮食、利比亚的藏红花、西西里岛的金属，交换爱琴海的橄榄油。

基督教道德教人们轻视生命最基础的本能，捏造出“灵魂”和“精神”来羞辱身体，宣称生命的前提条件，也就是性行为是不洁的，从生命成长最基本的必然性中，也就是从严格的自我培育（这个词本身就具有诽谤意味）中建构出恶的原则；反过来又从标标准准的衰败和对本能的敌视中，从“抛弃自我”中，从失落主旨中，从“去除个体”和“博爱”（培育他人）中，建构出了更高的价值，也就是从中看到了价值本身之所在！……这是怎么了！难道人类本身已处于颓废中吗？人类一直是这样的吗？——可以确定的是，只有颓废价值作为最高价值在教给人类。

德国人脚底没有任何灵气，他们甚至都不会行走……德国人根本没有脚，他们只有腿……德国人丝毫不知道，他们是多么心狠，单就一点就已经够心狠的了，——他们丝毫不知道，要以身为德国人为耻……他们对什么都插嘴发表意见，他们自以为可以决断一切，我担心，他们甚至对我也在做决断……

一位心理学家也许还会补充说，我青年时期在瓦格纳音乐中听到的东西与瓦格纳毫无关系，在我描述狄奥尼索斯式音乐时，我描述的只是我听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本能地将一切东西转化，变形到充盈在我内心里的全新精神中。这方面的证据就是我的著作《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了：其中所有涉及重要心理问题的地方谈的都是我，——文中凡是出现瓦格纳名字的地方，人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换上我的名字，或者换上“查拉图斯特拉”。书中描述的酒神颂歌艺术家的整个形象就是先在的查拉图斯特拉作者的形象，描述深刻至极，但从不触及实际的瓦格纳。瓦格纳本人知道，他在这本书中是看不出自己的。——同样，“拜罗伊特思想”就转化成某种对于熟悉查拉图斯特拉的人来说不难理解的东西：转化成无比出类拔萃者献身于最宏伟使命时恰好身处的那个伟大正午——谁知道呢？这是对一个我将会去经历之喜庆场景的想象。……该书头几页的豪情具有世界史意义，第7页上谈到的目光是真正查拉图斯特拉目光；瓦格纳，拜罗伊特，还有许多小小的德意志的全部不幸，宛如一片浮云，其上映射出未来无穷无尽的海市蜃楼，甚至我自己天性中的所有重要特征都以心理体现的方式映射在了瓦格纳身上

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自称为第一位悲剧哲学家——也就是与悲观主义哲学家完全对立和相反的。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将狄奥尼索斯转化成一种哲学情致：那是因为缺乏悲剧智慧。我自己曾在早于苏格拉底两个世纪的希腊伟大哲学家那里寻找过这种智慧的征象，结果一无所获。只有赫拉克利特使我怀疑有点这味道，与他接近，我的心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感到更温暖，更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