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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也不行，没有细粮，只有每顿一小碗炒青稞面糊，壮年小伙儿根本吃不饱。没有青菜，姑娘们很多患上了夜盲症，看不见东西。连盐都供应不上。一个月30块工资，却买不到粮食。正值“三年大饥荒”，已经短缺的口粮标准又减为24斤“原粮”，含有大量麸皮和杂质，还有麦秸磨成的淀粉，吃下去拉不出来，互相往外抠。粮食的行情贵到了一个蒸馍换一块罗马表的程度。

黑龙口的移民也闻讯赶去，双方闹到万福店派出所，移民要求对方道歉，对方不肯，处理事态的当地干部也态度含糊，一时僵持不下。作为曾经教过书、当过供销社干部的“能人”，韩天鹤此时充当了出头角色，他喝了点酒，借劲闯进万福宾馆镇领导和派出所所长等人的饭局，面对派出所所长大声发言说：“我是中国最小的一个文化人，今天有权利要求你们在这儿道歉。”派出所所长答应了，此后本地人由派出所所长带领，当街向移民道歉，承认不该欺负外来移民，事态才平息。

移民形容自己的生活是“苇子墙，泥巴塘，年年吃个供销粮”。不少人偷跑回流淅川，做小生意和捕鱼度日。经过了十年的伐苇排涝，移民村才熬过了最艰苦的时期，逐渐安顿下来，迎来日后的发展。近年来，随着柴湖经济开发区的设立，各项投资项目的实行，它逐渐由过去的“下只角”变成了令周边羡慕的好地方，其间包含的是半个世纪、两辈人的代价。

@torlaz 这书，还是真能写，审批也真能过

放弃的原因一是种地没收入，二是厂子后来效益不好，由于长期蹲蹴烧电焊，还造成腰椎间盘突出，视力也变得模糊。韩正雨兄弟姊妹四人，有三个返回了十堰，只有自己一个在下边。大姐在十堰的厂里上班，二姐和二姐夫开了建材专卖店，一个兄弟也在十堰做厨师。他们都是刚下去就返回了老家，过得都不错。“最初想着既然是搬下去，那就要扎下根，响应国家政策，‘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这几条实现不了，韩正雨扎根的决心终究被消磨掉了，步同胞姊妹们的后尘返回了老家。

这使得移民们一方面感觉居住条件改善，另一方面也觉得吃亏。一旦发现房屋质量不如人意，不满情绪就会成倍放大，即使从绝对条件上来说，新居仍旧比老屋改善很多。韩天鹤在移民村的新居面积达到了170平方米，上下两层，白墙瓷砖地，老家的砖墙水泥地房子远没有这么宽敞明净，但他并未感觉自在，“像是住在别人的家里”。

不幸的是，自由注定是多元的、喧嚣的、混乱的、充满差异和冲突的，正是基于对自由的这一现实主义理解，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构建了一种以接纳私利、接纳派系、接纳冲突为前提的民主体系，但对于法国的革命家而言，将各派思想统一到神秘而模糊的“公共意志”中则是当务之急。

第一个浪潮是一个长波，从19世纪早期的美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卷入这个民主化浪潮的主要是西方欧美国家——英、美、法等，它们率先进入民主或准民主体制。第一个民主化浪潮之后紧跟着第一波民主衰退，也就是“一战”“二战”之间的民主崩溃浪潮，魏玛共和国崩溃、日本法西斯的崛起、西班牙内战等，都是第一波民主衰退的表现。

他们知道了视觉的极限，他们懂得了在天地之间的谦逊。他们开始退远，退远到看山只是墨晕，看水只是留白。他们舍弃了欢呼惊叫的快乐，他们像秋水里原来自大自傲的“河伯”，来到了出海口，看到面前海洋之大，不可思议，才知道自己所知甚少，只有“望洋兴叹”。

然而，只要有外来文化传播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现象——文化反弹。我们都知道，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第一天开始，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向运动也随之开始。有了推广西学的严复，就有了捍卫传统的辜鸿铭；有了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有了章太炎、章士钊的文化复古派；有了自由主义，也就催生了新儒家。

艺术里的美，常常并不是现象的真实，却是真实过后的回忆。

美是不是生命艰难生存下来最后的记忆？美是不是一种辛酸的自我完成？所以美使我狂喜，也使我忧伤。打开素描本，空白的纸上拓印着这一片叶子浅浅湿渍的痕迹，像一片不容易觉察的泪痕。

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还给利益集团影响政府以可乘之机。既然经济发展是政府最重要的目标，那么它就很容易和强势集团结盟，中国也就失去了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

第一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68%急剧下降到目前的52%，几乎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劳动报酬，由于工业比农业使用更多的资本，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下降。因此，别国在发展初期也出现过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然而，像中国这么剧烈的下降很少见。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就是这样一个中性政府。改革本身是政府向社会让渡权力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精英的革命。与此同时，政府虽然为老百姓办事，但也没有一味地迁就部分人的要求，放弃长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能够做到这些，得益于两方面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