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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公元前480年，阿提卡的劳里温发现了丰富的银矿，雅典这座民主试验田由此达到了地区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它不光养得起一支海军，打败了波斯人，还确立了首席元老选举制度。希腊世界以发掘贸易收益为重要基础：用克里米亚的粮食、利比亚的藏红花、西西里岛的金属，交换爱琴海的橄榄油。

基督教道德教人们轻视生命最基础的本能，捏造出“灵魂”和“精神”来羞辱身体，宣称生命的前提条件，也就是性行为是不洁的，从生命成长最基本的必然性中，也就是从严格的自我培育（这个词本身就具有诽谤意味）中建构出恶的原则；反过来又从标标准准的衰败和对本能的敌视中，从“抛弃自我”中，从失落主旨中，从“去除个体”和“博爱”（培育他人）中，建构出了更高的价值，也就是从中看到了价值本身之所在！……这是怎么了！难道人类本身已处于颓废中吗？人类一直是这样的吗？——可以确定的是，只有颓废价值作为最高价值在教给人类。

德国人脚底没有任何灵气，他们甚至都不会行走……德国人根本没有脚，他们只有腿……德国人丝毫不知道，他们是多么心狠，单就一点就已经够心狠的了，——他们丝毫不知道，要以身为德国人为耻……他们对什么都插嘴发表意见，他们自以为可以决断一切，我担心，他们甚至对我也在做决断……

一位心理学家也许还会补充说，我青年时期在瓦格纳音乐中听到的东西与瓦格纳毫无关系，在我描述狄奥尼索斯式音乐时，我描述的只是我听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本能地将一切东西转化，变形到充盈在我内心里的全新精神中。这方面的证据就是我的著作《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了：其中所有涉及重要心理问题的地方谈的都是我，——文中凡是出现瓦格纳名字的地方，人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换上我的名字，或者换上“查拉图斯特拉”。书中描述的酒神颂歌艺术家的整个形象就是先在的查拉图斯特拉作者的形象，描述深刻至极，但从不触及实际的瓦格纳。瓦格纳本人知道，他在这本书中是看不出自己的。——同样，“拜罗伊特思想”就转化成某种对于熟悉查拉图斯特拉的人来说不难理解的东西：转化成无比出类拔萃者献身于最宏伟使命时恰好身处的那个伟大正午——谁知道呢？这是对一个我将会去经历之喜庆场景的想象。……该书头几页的豪情具有世界史意义，第7页上谈到的目光是真正查拉图斯特拉目光；瓦格纳，拜罗伊特，还有许多小小的德意志的全部不幸，宛如一片浮云，其上映射出未来无穷无尽的海市蜃楼，甚至我自己天性中的所有重要特征都以心理体现的方式映射在了瓦格纳身上

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自称为第一位悲剧哲学家——也就是与悲观主义哲学家完全对立和相反的。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将狄奥尼索斯转化成一种哲学情致：那是因为缺乏悲剧智慧。我自己曾在早于苏格拉底两个世纪的希腊伟大哲学家那里寻找过这种智慧的征象，结果一无所获。只有赫拉克利特使我怀疑有点这味道，与他接近，我的心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感到更温暖，更惬意

还有一件事就是战斗，我生性好斗，攻击乃是我的本能之一。能与人为敌就去与人为敌——这也许是以某种坚强天性为前提的，无论如何，坚强的天性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凡坚强的天性都需要有对抗力，因此他们都会去寻求对抗。正如复仇和怨恨情绪必然属于弱者一样，好斗的激情则必然属于强者。举例来说，女人的报复欲是很强的，这是由她们的弱势所决定的，她们对他人的困苦有着较强的敏感也是同样的道理。攻击者需要对手，他的强大就是由对手来衡量，只有找到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才能提升起他的力量，或者就哲学家而言问题也是如此，因为一个好战的哲学家也要向难题发起挑战，与之决斗。哲学家的使命不在于战胜单纯的抗力，而在于战胜那些用灵活的韧性和超凡的武艺竭尽全力与之决斗的抗力，也就是说战胜旗鼓相当的对手……

怨恨这种反应是最快速耗尽你精力的东西。愤怒烦恼，过度敏感，无力报复而又强烈渴望报复，各种各样的有害情绪混杂在一起——对业已精疲力竭者来说，这无疑是最为糟糕的反应了

人嘛，就两个心，贪心和不甘心……

最早期的农民骨骸似乎显示他们生活艰辛，有慢性残疾、牙痛、身材矮小。与此同时，他们还会从牛身上感染麻疹，从骆驼身上感染天花，从牛奶里感染肺结核，从猪身上感染流感，从老鼠身上感染鼠疫；更不必说，他们用自己的排泄物当肥料会招来蠕虫，沟渠和集雨桷里的蚊子会让他们染上疟疾。

“自由选择为什么会成为负担呢？因为，选择必定会带来后果。
那么谁来为这个后果负责？
萨特说，没有任何别人可以承担这份责任，你做出了选择，你就要独自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只能独自承担，难道这份责任就不能跟别人来分担吗？萨特的回答是：不能。”

“凡我知道熟悉的老实人，没一个结局是差的。
王祥是个老实人，却娶了一个刁钻的媳妇。一次，王祥三人合买回来九十斤土豆，应该每人三十斤分了才对。
可他媳妇一称，王祥只拿回来二十五斤土豆。王祥媳妇啥话没说，上门找到那两个精灵鬼，她进门就称土豆，两人都是三十二斤半。
王祥媳妇，从两人袋子里各掏出来十斤土豆，装在自己的袋子里，二话没说，背起土豆就往自家走去。她对跑撵出的二人分别说了同样的一句话：
等老娘有空了再和你狗日的打这个官司。
王祥，活了九十岁，早晨还和棋友玩象棋，晚间，死在了炕上，一天病没生，得了个快路。
那两个精灵鬼都没活到老，一个只到四十一岁，在街道上[…]”

大多数时候，3/4的受试者说自己会合作，强化了亚当·斯密关于人天生善良的观点。（而经济系的学生，因为长年接受“人类本性自私”的教育，选择背叛的概率比常人足足高两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试者很善于预测伙伴里谁会合作，谁会背叛。

“塔斯马尼亚效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6000年前开始，非洲的技术进步如此缓慢而不稳定[82]。它说明了南非品尼高点、布隆伯斯洞穴和克拉西斯河口（Klasies River）等遗址所表现的现代工具周期性大爆发。尽管交换已经出现，但非洲大陆就像一块又一块互相点缀的虚拟塔斯马尼亚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