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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9.9.4。我终于知道怎么掌握百科全书了。其实我现在已经拥有了一部——整部书都装在三个玻璃瓶里，是在一个科学类“心速店”买的。书不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吃的；不是用纸做的，而是用某种完全可消化的、包着糖衣的信息材料做的。我还去心化超市逛了一圈，全自助的那种。

趁他脱光衣服时，用一根小手指轻推一把，刚好让他悬停在所有墙壁、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然后，受害者只能原地打转，干等饿死。凶手可以告诉法官，他只是去拿毛巾时拐错路了。没能及时提供毛巾，当然不算犯罪。况且人人都知道，法无明文不为罪[61]。刑法还没有考虑到失重情况，以及它带来的犯罪可能。

最近本站的速度好快…

“在我的末世论之中，没有什么叫次要的恶，”阿拉戈说道，“每一个被杀的个体，都代表着一整个世界的死亡。正是基于此，算术不能丈量道德。不可逆的恶也不能被丈量。”

镜子不会说谎。你不可能让它故意反射那些自由和放松的姿态，而不显现图像的其他部分。一旦裁军变得绝对不切实际，持续竞争霸权也就无须依赖通过组织形式区别而形成的策略。这一依赖很快就变得像人类肌肉对发射弹道导弹的影响。在旧石器时代、穴居时代，甚至中世纪，肌肉发达的对手相对较弱的一方肯定占优势。但在原子时代，即便是个孩子，只要按对按钮也能发射火箭。

有宗教，也会有宗教分裂、背教、异端和十字军——不是举剑的十字军，而是无线电十字军。打着让“蛮族归化”旗号的电磁攻势，或是攻向蛮族的信息神圣机器。

战争并非以毁灭为结果的冲突的绝对闭集。

切尔西的前锋为什么不进球…

除非一个地方社群已经因为某种别的原因处于紧张之中，它们并不会导致突发事件以及恐惧的爆发，因为人们已经发展出一套对付这些故事所激起的恐惧的常规方法。

谣言不是由一个特定的人向一批特定的听众偶尔讲述的故事，而是由数目可观的人于短时间内多次重复、向彼此讲述的东西。谣言的存在证明了，在文字及印刷术到来之后，一种相当活跃的口头文化传统持续存活了下来——这是一种可被书面文字支持，但是不能被其轻易彻底取代的文化。

即对那些不同种类、行动迅速、从人体外部发动袭击的怪物的恐惧。这些怪物可能从空中或者紧贴地面进行袭击。我们很容易想到，在这里实际上是鸟、蝙蝠、家禽、猫、狗，甚至是从躲藏处受惊吓逃出来的狐狸在进行袭击。

五月某日薄暮，偶立水次，前去双林可二十里。遥闻喊声，若数千人舟冲激，鼓噪甚厉，渐近在百步内，立处皆震。主人以小舟遁去，余无可如何，独身以待。既瞑，树头皆有火。须臾通红照如白日，火光中有甲士挥戈之状，或见或不见，似因其人强弱衰旺而分别者。久之匝四围皆遍，惟予立处尚暗，未能越河而犯也。呼啸与啼哭声震天，余心知幻术不足畏，酌数杯就枕。天晓寂然，归家闻夜来事，一一如昨，然未闻有见形入室作怪恶抢掠者。

黑眚见，时有黑气，其疾如风。虽密室无不至，至则人皆昏迷，或手足面肤被伤即出黄水。遍城惊扰，亦率无真迹，说者谓地震压死强魂，理或然欤？[59]

绿牌车，匀速之王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观察来总结这篇附录：将“哥老会”视为反西方和反基督教的劫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想象臆造出来的以一种系统的原因来解释偶然的突发事件，是来自西方的迫切需求。正是这种迫切需求，强烈影响了我们对哥老会的想象。在19世纪的西方，诸多事情普遍被归咎于诸如共济会或者犹太人等所谓的“秘密社会”的组织。[103]通过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秘密社会”一词随即被引入西方话语中，并用来解释三合会，以及声称与其有紧密关联的“哥老会”。斯坦顿从施古德那里借来了这个词，然后这个词通过平山周对斯坦顿著作中并未注明出处的材料的翻译，最终进入了日文和中文的分析词汇当中。[104]

1900年的义和团现象可以被视为关于西方传教士的各种谣言的高峰，但在故事结构上，我们还是可以将其视作与那些扩散规模较小的故事类似的现象加以处理。两者之间有两点关键的不同。首先，由于西方传教士有自身政府的保护，所以当他们成为人们攻击的靶子时，西方国家便牵涉其中，使得中国一方为此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其次，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观察者们未能看到故事是自有其生命力的。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建构了一套详尽的阴谋论，用以解释那些直接针对他们的谣言。

一个小时后，灰云占领了更大的天空，货车终于重回路上。搭档的样子变了，他变松弛了，因为被爱情浸染了一遍，又被离别的情绪软化了一遍，他不够强硬了。很自然地换成我开车，搭档把带回来的购物袋放到腿上，向两边分开拎手，取出女人为他准备的食物，都装在透明餐盒里，是些女性化的漂亮小点心，随车在盒子里颠簸，好像它们坐在一辆车中车里；而搭档的样子，就好像那女人缩小了，开一辆迷你车从他心头驶过，而且车失控了。他看着点心，没有吃，也没有请我吃。

“他们有三次——死去三次，或者说三个葬礼。”工人说，“第一次是被放弃的身体部分，第二次是他们剩下的身体，第三次是左前机械肢或别的，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他不禁又看了看工人，这个他并不了解的机甲屠夫，心里略微升起了好感。
“你见过我搭档了，她这种人一生会死两次。一次作为男人，第二次作为女人。这就是大家的不同，简单的人只能死一次，就像我们。”工人说。
“是的，我们死得太少了。”他说，“很高兴认识你。”

“在我看来，与其毫无意义地说什么相信他们之类装腔作势的话，倒不如坦诚地表明正因为他们是孩子所以才不能相信他们。这样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我指的是精神上的健康哦。”

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